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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十二五城鎮化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是關鍵

分類:
行業新聞
來源:
中國農產品信息網
2017/08/2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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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中全會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為新時期的農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十二五’期間,盡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會降至10%以下,但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會改變,強農力度不能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說,農業是13億人吃飯的基本保障,為農民提供近一半的收入來源,因此,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
  強農政策力度不減

  五中全會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為新時期的農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十二五’期間,盡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會降至10%以下,但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會改變,強農力度不能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說,農業是13億人吃飯的基本保障,為農民提供近一半的收入來源,因此,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

  “十一五”以來,中央加大統籌城鄉力度,不斷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框架體係,開局的2006年,我國全麵取消農業稅,結束了持續了2600年的種田交稅曆史。隨後的一項項惠農政策“真金白銀”, 多予少取放活,使農業農村經濟頂住重重困難,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最大亮點。2009年,我國糧食總產達到10616億斤,特別是2007年以來,連續3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這標誌著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邁上了萬億斤新台階。

  “要清醒認識到,農業基礎還不牢固,今年頻發的自然災害,使這一問題更加凸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說,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化水平偏低,種糧比較效益低,農業基礎最需要加強。

  據悉,“十二五”期間,要確保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穩定發展,耕地麵積必須穩定在18億畝以上。韓俊認為,目前我國糧食生產的緊平衡仍非常脆弱,一旦忽視糧食生產,產量馬上就有可能出現滑坡。

  李國祥說,解決好“三農”問題,不能就農業論農業,關鍵是要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製。推進農業現代化,就是將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貫穿到底,推動各種要素向農村流動,建立完善新時期支持和保護農業的政策體係。從政策部署講,建立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穩定糧食生產麵積。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提高糧食抗災能力。完善糧食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保證農民種糧的基本收益。

  如何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韓俊說,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穩定現有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是農村政策的重要底線。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防止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推動土地規模經營,二是防止隨意改變農村土地產權關係。

  我國正麵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機遇期,一個核心問題是“錢從哪裏來”?

  韓俊分析,這些年中央提出“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這也意味著今後“三農”將繼續成為中央財政投入重點,反哺力度還將加大,農民的實惠還將增加,惠農強農政策不斷製度化、規範化,逐步建立投入穩定增長機製。另外,要積極開拓農業農村發展資金的籌集渠道,引導社會資源投向農業農村。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建立普惠性的農村金融體係,引導更多信貸資金投向“三農”。

  “蛋糕”做大,更要分好

  “十二五”規劃追求“民富”,“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是“十二五”主要目標之一,意味著國家將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體製將提升到更重要的戰略高度。

  “所謂發展,不是簡單地看GDP,更要看重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做好蛋糕。包容性增長,尋求的就是社會和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讓更多的人分享發展的成果。”韓俊說。

  “十一五”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先後跨上4000元、5000元台階,2009年達到5153元,年均實際增長8.3%,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時期之一。但不容忽視,目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韓俊分析,“十二五”期間農民持續增收難度不小:

  首先,我國尚有近1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主要以40歲以上的農民為主,他們受教育程度較低,轉移就業難度大。

  其次,農業物質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節節攀升,比較效益偏低矛盾仍很突出。農產品價格總體偏低,各項補貼的增加還不能抵消成本上漲造成的影響。這給農業的家庭經營收入增長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最後,農民增收的渠道還不寬,財產性收入有限、轉移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仍很低。

  如何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李國祥說,根據《建議》,要使農民收入普遍快速增加,需要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今後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方麵,將更多向農業農村農民傾斜,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不斷挖掘農業增收潛力,實現農民工資性收入更快增長;調整國民收入再分配,增加糧農和其他弱勢群體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通過城鄉一體化的要素市場建設,擴大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隻有這樣,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才能遏製。

  韓俊說,2005—2009年,農民增加的收入46.7%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從根本上來講還是靠促進農民轉移就業,一是合理穩定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二是提高農民的就業技能,建立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係;三是促進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地就近轉移就業機會。

  “十二五”期間,調節收入分配比重,要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速不低於GDP增速,勞動者收入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保持協調。“民富”目標的提出,意味著在未來五年,農民增收的瓶頸將逐步打破,農民的腰包會越來越鼓。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全會提出,“十二五”期間將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係,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十一五”期間,中央把更多的財力物力投向民生的薄弱環節——我國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全麵實現,“兩免一補”讓至少1.5億農村家庭受益,使大量輟學學生重返課堂;新農合基本實現全覆蓋,補助標準大幅度提高;農村低保製度全麵實施;新農保試點啟動,農民在實現“種地不交稅、上學不付費、看病能報銷”後,又正在實現 “養老不犯愁”。“十一五”涉及民生的兩個約束性指標,即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目前都已完成。

  然而,城鄉發展失衡仍然突出,最需要統籌。李國祥說,由於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底子薄,目前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範圍有限,農村基礎設施落後,社會事業發展滯後,公共服務水平較低。2009年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了12%,用於“三農”的支出增長了21.8%,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明顯偏低,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重要途徑。《建議》提出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意味著農民將逐步享受沒有差距的教育資源、社會服務和生活保障。

  韓俊認為,統籌城鄉最應該統籌的是公共服務,調整國家財政資源和建設資金的投向,由以城市為主向更多地支持農村轉變,優先安排農民最急需、受益麵廣、公共性強的農村公共品和服務,建立健全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係,統籌推進城鄉教育、衛生、文化和社會保障等體製改革,全麵提高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事業的保障水平。

  可以期待,在未來5年中,隨著農村民生的繼續改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新農村離AG亚游集团越來越近。

  農民工盡快變市民

  未來5年內,城鎮化率將首次超過50%。李國祥說,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直接消費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可帶動10萬元的建設投資。我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將成為“十二五”城鎮化進程的重頭戲,成為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十一五”開局的2006年,國務院通過了《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幹意見》,從“簡陋工棚”到“陽光公寓”,從暫住證、務工證到選民證、醫保卡、工會會員證,對農民進城務工的一些歧視性規定逐漸消除。

  盡管過去十幾年來城鎮化率快速提高,但由於戶籍製度和社會保障體係落後,大量城市常住人口並未納入城市戶籍管理和社會保障體係。

  和“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條件更加成熟。韓俊分析,首先是國家財力更充裕,更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是農民工結構發生了變化。未來幾年內,第二代農民工將成為農民工主體,他們對土地的依戀情結弱,價值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已日趨城市化,正在發生由“城鄉雙向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由“尋求謀生”向“追求平等”轉變。

  韓俊說,農民工市民化首先是就業問題,必須以增加就業為前提,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鎮人口,會導致過度的城鎮化,造成進城農民的貧困化。第二,保障農民工依法享有各項勞動權益,力爭到“十二五”期末城鎮用工單位基本都要依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確保農民工工資及時發放和合理增長。三是要改革現行城鄉二元的福利體製,鼓勵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定居。四是要依法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不能把農民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作為進城落戶的先決條件。我國的城鎮化絕不走讓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後進城淪為貧民、城市出現大量貧民窟的道路。在農民進城還沒有紮下根之前,決不能輕易拔掉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這個根。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權利,依法保障農民土地權益不受侵犯,是整個“三農”政策的核心,也是城鎮化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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